正因如此，在西汉时期，羌人多次爆发叛乱。汉宣帝任命赵充国镇压了这场动乱，并深入分析了问题的根源。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，赵充国在平定羌乱之后放弃了原本的屯田政策，将土地分配给羌人，并封赏羌族首领，使其担任地方官员，实施羁縻政策。这一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，青海地区的局势迅速稳定。
西汉时期河湟治理的经验表明，民族地区的治理并非一蹴而就。由于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与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，且利益冲突较大，因此在最初的治理阶段，采用羁縻政策尤为重要，这有助于缓解民族矛盾、增进认同感。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经济逐步发展，文化认同的增强，最终实行郡县制的管理便水到渠成。
然而，羌汉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开始于王莽时期。王莽的民族政策极为失败，导致匈奴、西域、乌桓、高句丽等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恶化，西羌亦未能幸免。公元5年，王莽在青海设置了西海郡，并推行大规模的屯田。由于大量土地被掠夺，羌人只能退至险要地区，这激化了他们的反抗情绪，最终发动叛乱，成功驱逐了西海郡太守。
东汉建立后，虽然调整了与匈奴、乌桓、鲜卑等的外交政策，采用“以夷制夷”的方针，但在河湟地区的屯田政策并未停止，反而规模更大。相比西汉，东汉时期的屯田策略有所不同，西汉更注重西域，而东汉则更加关注青海地区的开发。东汉为减轻河湟地区的羌人压力，采取了将大量羌人迁移至长城一带的策略。这样一方面减少了青海地区的羌人数量，另一方面利用羌人与匈奴、鲜卑的矛盾，达到“羌胡相攻、以夷伐夷”的目的。迁徙到长城一带的羌人被称为“东羌”，留在青海的则为“西羌”。
然而，东汉时期，迁徙到内地的羌人最终成为了“五胡乱华”的一部分。很多人往往将“五胡乱华”的罪责归咎于西北的羌人，但鲜少深入反思其根源。事实上，东汉通过占领羌人土地并强制迁徙他们，使得这些人进入内地，导致了汉族与羌族之间的冲突逐渐加剧。尽管迁徙后的羌人仍多为牧民，转变为农耕生活对他们来说十分困难。而且由于语言不通、文化差异，尽管几代人过去了，他们与汉人之间依然有着巨大的隔阂。特别是那些安置在关中的羌人，不得不接受农业生产，忍受豪强地主的压迫，并向地方政府缴纳赋税。
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环境直接导致了羌人的反叛。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中曾提到，“今凉州部皆有降羌，羌胡被发左衽，与汉人杂处，习俗既异，言语不通，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，穷恚无聊，故致反叛。”由此可见，压迫必然导致反抗。自东汉初期以来，羌人的起义便时有发生，到东汉中期，起义规模愈加庞大。
最初，羌人的起义大多局限于部落之间，缺乏有效的组织和武器装备，导致叛乱很快就被镇压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起义的规模和组织逐渐壮大，最终拖垮了东汉政权。
东汉时期的五次大规模羌乱，给西北地区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。第一次发生在77年至101年，烧当羌与河湟一带的多个羌部联合反抗，起因是东汉政府强制迁徙羌人至陇西，再加上地方官员的掠夺行为，最终引发了大规模起义。平定第一次羌乱后，东汉将大量羌人迁至汉阳、安定、陇西三郡。
第二次羌乱爆发于107年至118年，由于东汉强制征调金城、陇西、汉阳等地的羌人至西域，导致了另一场暴乱。这场起义波及广泛，影响了凉州、蜀郡、上党等地区，持续了12年，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。
第三次羌乱发生在139年至145年，东西羌联手起义，东汉为平定这场叛乱付出了巨大代价，动用了大量人力和财力，最终经过长时间的征战才得以平息。
在159年至169年，第四次羌乱爆发。尽管东汉派出段颎等人征讨，但由于地方官员贪污腐化，社会矛盾无法调和，最终使得局势再次恶化，造成了更大范围的破坏。
第五次羌乱发生在184年，黄巾起义爆发后，羌人和汉人联合发动叛乱，规模空前，几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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